2011年第四届上海音乐学院当代音乐周

■ 王 澍 

约翰•凯奇在中国 

——第四界“上海当代音乐周”约翰•凯奇钢琴音乐会侧记

这不是第一次在上海听到“预制钢琴”音乐了。还记得几年前，曾在朋友的协助下挤进钢琴系那间因多人聚集而略嫌闷热的大琴房，几乎是鼻子紧贴钢琴地第一次亲眼看到有人“折磨”那架与一辆豪华奔驰轿车差不多昂贵的音乐会演奏用钢琴——那位仁兄正在煞有介事地往钢琴琴弦中塞进螺丝钉、橡皮以及厚厚的呢绒毡布。然后听到一些自己不太熟悉的，以前只在唱片中听到过的声音，如果你第一次听这样的声音，估计所有人都会和我一样留下很深的印象：这，还是钢琴么？

当然，这绝对是钢琴，也绝对是约翰•凯奇，但一定不是凯奇的全部——这个二十世纪音乐生活中最著名的美国作曲家以“出名的出格”而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的离经叛道并非来自于像他老师勋伯格或是那个时代欧洲同行们正绞尽脑汁地在音高和节奏方面寻找某种“反传统”的技术道路，他的眼界更宽泛的落在了我们聆听的“音乐本质”以及“偶然和随机”等更严肃深入的哲学问题上。尽管今天人们对他近乎玩笑的尝试仍旧褒贬不一充满争质疑，但事实上他的态度无疑彻底影响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很多音乐家的观念，甚至有的学者把他的观念和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联系在一起。

当然，也许中国的音乐家提起凯奇，更乐于用老庄“大象无形，大音稀声”的哲学去解释那首著名的《4’33” 》。作为第四界“上海当代音乐周”的重要音乐会之一，昨天下午美国著名的钢琴家托马斯•罗森克兰在音乐学院学术厅内以他自己的方式“演奏”了凯奇的《4’33” 》。当他小心翼翼坐在舞台上的办公桌前（没有钢琴！）翻过印着“1”、“2”、“3”的纸张，并把它折成飞机飞向观众时，似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仅仅只是一个善意的玩笑。只不过或许著名作曲家谭盾却不这么认为，至少他在昨天晚上的音乐会演奏自己专为纪念凯奇逝世而写作的《协奏曲》前介绍凯奇“他是第一个推荐我读《易经》的西方人，我从他那里不仅更深的理解了音乐，更听到了‘寂静’，懂得了没有声音也可以有音乐存在”。

似乎凯奇音乐哲学思维中来自东方的那些闪亮之处，目前还鲜为国人知晓。午饭时分，见下午那位即将表演的钢琴家顶着他光溜溜的大脑袋，穿着印有世界著名的乐谱出版商彼得公司（C.F.Edition Peters）为凯奇出版的那本《4’33”》乐谱封面的T恤在淮海路上晃荡（应该是去找地方吃午饭），真算得上是一道醒目的广告啊。

明年就该是作曲家100周年的诞辰，不知遥远的中国，是否人们会记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