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四届上海音乐学院当代音乐周

乐评的尴尬

文/周河清

谈谈本次当代音乐周的乐评比赛。对于年轻的当代音乐周而言，这是第一次评论性文章的公开竞赛。但正如主办此次比赛的温德青老师所言，实际上当代音乐周的征文从第一届开始，已经进行了三届。然而没有竞争的征文，投稿者越来越少，参与积极性逐年递减，于是这回开始，有了有证书有奖金的比赛。

比赛结果，上海音乐学院大四学生李明月同学横扫全场，囊获第一 。正如音乐周评论员之一的林芳宜女士所言，“我只给一位选手打了分，因为这是音乐评论比赛，而在我眼里只有她写的是音乐评论”。这就引发了最直接的问题：到底音乐评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比赛当场还有位作为评委的作曲系老师提到，其实作品被写出和演奏之后，已经是一个作品。因而关于音乐作品的评论不再有什么意义。相信这会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作品被写出，被公演，继而再演，如果它与作品本身的含金量没有关系，没有乐评对它作出评价和宣传，那么听众群只会是局限的，作品的存在价值也是虚无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个问题，则是：没有人写出了作曲家想看的评论。

也有作曲系老师在评选当场推荐了纽约时报的长期乐评人哈罗德•C•勋伯格（Harold Charles Schonberg）的书籍；也有老师在赛后推荐阅读诺尔曼•莱布雷希特（Norman Lebrecht）的作品。然而这两者或而并非十分恰当的选择。前者曾因引导出鲜明的反感观点而极大影响了钢琴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退出演出舞台的决定。而古尔德之后投身录音棚，创作出的“音乐罐头”也即唱片的作品，让所有世人认识到这样自我中心的乐评的偏狭和极端。而莱布雷希特，则一直因他“无我”的音乐家八卦和对古典音乐圈的阴谋论（后者主要集中在《谁杀了古典音乐》一书中）为乐迷和古典音乐从业人员诟病。在此，“有我”和“无我”虽然都有庞大的阅读群体，但无非不过是一种强大话语权的表现：乐评替代了听众这个主体，成为评判标准，或是消费品。

在阅读群体背后，则是更庞大的媒体支撑：勋伯格背后有《纽约时报》，莱布雷希特则有著名的英国花边小报《每日邮报》和BBC 3。需要庞大受众的乐评需要拥有庞大消费群体的媒体，它们需要一定的公信度，开放度和信息的多样性。在国内还未露出尖尖角的乐评中，乐评人选择了小众的音乐杂志和当地新闻报纸——也或许，他们从未拥有过选择的余地。

也有教授发表过如下的观点：写给大众看的乐评该有专人来写，专业音乐院校不该插手如此“专业”的事情。如此论调，又引发出对国内乐评的审视：专业音乐院校师生写着连作曲家都不想看的研究报告，一群与“专业”无关的“资深乐迷”写着未必“专业”的“乐评”。于是音乐周的乐评比赛充斥着削足适履的“改装论文”，真正的“专业乐评人”全然超脱于外。到底有谁在写像样的乐评？似乎没人关心。

乐评处境本身已很尴尬，国内乐评雪上加霜，若谈到当代音乐乐评，则简直是让人悲痛的话题。如今听当代音乐首演的听众如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般，必须拥有勇气，又似乎是件值得自豪的事情。面对似是而非的当代音乐，乐评人的观点无法掩盖部分当代音乐本身的尖锐刺耳，在面对某些简直无所不用其极的音乐面前，听众的懵懂若能被乐评解决，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有乐评跳过当代音乐本身直接转入哲学命题，其中的跳跃性更加厚了当代音乐的神秘面纱，使它弃凡尘俗世而去。作者和读者都很尴尬。

本届当代音乐周乐评比赛的诱惑目前并没有增加当代音乐的乐评数量，也还未，或许也无法提高乐评整体的质量。写乐评不属于专业音乐院校的训练范围，看乐评的群体也依然是局限的。回到最初的问题：乐评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时效性的音乐新闻固然讨喜，深度的解析性乐评还待涌现。数量和质量都需要关注，若能做到多样性，当然更让人欣喜；去一点自我中心，少一些吸引人眼球的爆料，大概会让乐评更健康成长；尊重作曲家和演奏员，又拥有独立性。

然而这固然将是一场旷日长久的持久仗，波及的不只是古典音乐圈，更是一个良好媒体环境的培养。在此期间，写乐评的人们若还未死绝，则需要源源不断地寻找和创造一个能站在有力量的大众传媒的角落，让乐评生存。若非如此，乐评依然是小圈子的脱口秀，未登大雅之堂。